初稿，禁转

1.综述

根据中华书局影印杭州木刻版《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四库全书》著录（誊录入库）书籍3461种[1]，79309卷；存目（仅抄存卷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2]据新中国成立后对文津阁本的统计，《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3]但是，大量不符合满清王朝统治需要和价值标准的历代典籍被摒弃在外，仅仅列为存目者即达6793种、93551卷，又历经300年来的天灾人祸，存目之书亡失严重，其中三成以上为孤本或稀见本。

《四库全书》的编纂主要为进呈书籍校阅、内府书籍的办理、《永乐大典》的辑佚三大部分，其中进呈书籍校阅为重点。满清政府分别于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七年三次诏令征书。[4]历史学家黄云眉说，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宝”，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档案，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书籍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因惧祸而被私自毁弃者尚未计于内。

在满清最高统治者的旨意下，对于缴送的书籍，凡“有诋毁本朝之语”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人伪妄诗文”[5]，“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当时的大学士英廉说：“将各省解送之明代以后各书逐一覆加检阅，详细磨勘，务将诞妄字句删毁净尽，不致稍有遗漏。”[6]《四库馆办违碍书籍条款》第八款规定：“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纪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词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如有议论偏谬者，仍行签出拟销。”[7]但若为“指言明季秕政”、“弹劾权奸”的奏稿、书籍，即使有“乖触字句”，亦“实不足罪”，“愉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如此既借明代官臣之口宣扬明朝弊政，“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8]，又将明臣对满洲的反抗全然抹去，以消弭民族思想和民族斗争痕迹。编修者在作为《四库全书》目录和总纲的《四库全书总目》中毫不隐讳地宣称：“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9]

周思源教授说，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满清统治不满、对明代有所怀念或是保留清军人关后屠城杀虐的历史原貌的书籍被禁被毁，而且连抵触程朱理学的书籍也不得幸免。

为了彻底干净地消灭这些书籍，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复杂的查办机构，中央分为三个部门处理：红本处，审查内阁固有书籍；办理四库全书处，查办各省采进遗书；军机处，负责审核各省督抚进呈的违碍书籍。各地则由省、府、州、县衙门内所设的收书局负责审核本地藏书和出版的书籍，凡违碍书籍均转呈布政使布政使，交由督抚酌定。初步确定应屑违碍，即开列书单进呈中央，书籍同时送达。总纂官纪昀等人协同纂修官承办此事，将违碍之处用黄签逐条标明，贴于书眉，乾隆帝本人亲阅之后，在武英殿前烧毁，并将奏准销毁的书单照知各省，有私藏者一律治罪。[10]

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被毁书籍达538种，13862部；江西巡抚海成在一年中就搜缴焚书8000 多部。“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西夏，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伴随查禁书籍的同时，是残酷无情的文字狱：“在查获确有反清内容的著作及其作者的同时，其它不少禁毁案件不免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小题大做，宁滥勿纵，频频制造多起惨无人道的文字狱，……杀害士人和其他无辜者以及惩办亲属难以计数。”[11]

满清借修《四库全书》禁毁、篡改书籍，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危害还远不止于文献、典集方面的损失：这是一场中华文化前所未有的浩劫，销毁、压制了基本民族精、气、神，断裂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其思想钳制活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后果更是无法估量。满清统治者所奉行的文化专治主义，使学术自由受到极端限制，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从而使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和生机。学者为了躲避禁书和文字狱的危险，只是埋头于繁琐的考据，不去关心与政治、经济、科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内容，导致思想僵化和科技倒退。它是清代后期最落后、最腐败的历史状况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禁书行为延缓了社会进步，直接破坏了社会生产力。[12]

2.禁毁书籍档案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满清对有违碍内容的图书的处理手段主要有销毁和抽毁两种。销毁之书指抵触满清的著作，销毁方法有三：进到之书，奏缴销毁；流传之书，开单令各督抚查缴解京销毁，书板亦同；石刻榻本，一律缴出销毁，竖碑摩崖，完全磨毁。抽毁之书指有“谬于是非之处”或违碍满清之处的书，抽毁方法亦有三：

将应抽各条分别撤出并销毁，并详悉开单明令各督抚将应毁篇页，严行查抽封固，一体解京销毁；如有原板者，将板内查明，一并铲毁；进到之书，如有缺卷，令再将全本查送办理。摧毁之后，即成残书。除此之处还有改版即删改书板上的原有内容、填匣即《四库全书》成书后又发现其中有违碍内容则将书抽去后用衬纸填充书匣。[13]

例如，著名的明遗民黄宗羲所编《明文海》原称《明文案》，为作者历时8年发掘“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的“情至之语”，“原书六百卷，今余姚尚有传钞本。”[14]而《四库全书》只收录《明文海》482卷，删去其中晚明史料118卷。

明人著作《八编类纂》因“其边类中有干碍，所载辽、金二代体例，大为狂谬”而遭全毁；《松筹堂集》因内有“犬戎”、“夷狄”等字眼，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被禁毁；清代金堡《岭海焚余》一书，因称清政府“腥膻盘据”，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遭禁毁；《昭代芳摹》一书因内有“夷狄之患”等字样，于乾隆四十四年被禁毁。[15]

根据《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毁总目、违碍书目）》[16]一书中的记载，单选现今仅知书名“明”字头，曾被满清抽毁或全毁的书籍有（不完全）：

全毁、抽毁书目——

《明季遗闻》、《明志稿》、《明德先生文集》、《明通纪（明宝纪）》、《明通纪直解》、《明从信录》、《明法传录》、《明通纪纂》、《明注略》、《明世法录》、《明职方地图》、《明季遂志录》、《明奏议》、《明表选》、《明史窃》、《明经世实用篇》、《明文案》、《明堂诗草》、《明纪略鼎脔》、《明纪本末国书》、《明馆课宏词》、《明文百家粹》、《明末纪事》、《明策隽永》、《明代野史》、《明通纪辑录》、《明纪会纂》、《明纪重辑》、《明纲目》、《明人后场论表》、《明政统宗》、《明通纪捷要》、《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续编》……

禁书总目——

《明文衡》、《明诗别裁集》、《明人物考》、《明名臣言行录》、《明名臣经济录》、《明经济文辑》、《明分省人物考》、《明季文杂抄》、《明史纪略》、《明女直志》、《明纪本末》、《明将略》、《明馆课录》、《明季南略》、《明史略》、《明诏制》、《明文得珠》、《明文大家二编》、《明文英华》、《明相业军功考》、《明诗家》、《明文霱》、《明诗选（华淑选）》、《明文发》、《明诗综》……

违碍书目——

《明季甲乙事略》、《明通纪纂（与抽毁书目重）》、《明季文杂抄（与禁书总目重）》、《明纪编年》、《明季遂志录（与抽毁书目重）》、《明人物考（与禁书总目重）》、《明名臣言行录（与禁书总目重）》、《明纪会纂（与抽毁书目重）》、《明纪全载》、《明代野史（与抽毁书目重）》、《明纪重辑（与抽毁书目重）》、《明季遗闻》、《明史全载辑略》、《明纪纲鉴补》、《明通纪会纂》、《明鉴易知录》、《明纪编年会纂》、《明史类编》、《明通鉴编年》、《明文衡（与禁书总目重）》、《明人诗抄》、《明史纪略（与禁书总目重）》、《明女直志（与禁书总目重）》、《明表选（与抽毁书目重）》、《明纪纲目》、《明政统宗（与抽毁书目重）》、《明纪本末国书（与抽毁书目重）》、《明朝小史》、《明诗平论》、《明馆课续集》、《明纪鉴略》、《明诗归》、《明八科馆课录》……

根据《四库禁毁书丛刊》、《清代禁书总述》等资料著作的研究记述，还有如下“明”字头书籍被满清禁毁（或曾被禁毁）（不完全）：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道杂志》、《明馆课标奇》、《明光宗实录》、《明纪编遗》、《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家训》、《明鉴会纂》、《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补遗》、《明末诏书》、《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实纪》、《明实录》、《明史记事本末》、《明史列传》、《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献帝宝训》、《明续记》、《明宣宗宝训》、《明一统志》、《（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皇）明制书》、《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

全部计150余部。“皇明”字头类书籍全部销毁，“甲申”字头类书籍全部禁毁，其它与明朝相关的众多书籍被禁毁。

吕留良曾被禁毁著作（包括他人所著）（不完全）：

《易经详解》、《晚村古文》、《晚村时文》、《晚村续集》、《四书语类抄》、《论文汇钞》、《评语正编》、《实诰堂遗稿》、《天盖楼各种文选》、《吕留良评陈子龙稿藏书》、《吕留良评天崇文读本》、《吕留良评归震川集》、《吕留良评艾千子稿》、《吕留良评钱吉士稿》、《吕留良选罗文丐帮稿》、《吕留良选杨维节稿》、《吕留良选唐荆川稿》、《吕留良选章大力稿》、《吕留良尺牍》、《天盖楼四书语录》、《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吕晚村天盖楼偶评》、《晚村天盖楼》、《吕子评语正编》、《四书朱子异同条辨四十卷》、《晚村文集》、《晚材续集》、《吕晚材家训》、《吕留良诗经汇纂详解》、《吕留良批评医贯》、《吕留良四书文》、《吕留良评选明文黄淳耀稿》……[17]

科技书籍方面。与明修《永乐大典》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庾词逸事”[18]不同，清修《四库全书》对有关记载科学技术以及生产技艺方面的图书，《四库全书总目》编修者也表现出一种轻视的态度：“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19]尽管乾隆也曾谕示对那些“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而“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四库全书》收录的科技文献所占比例还是非常小，很多已采进的重要科技文献仅仅存目而未著录，甚至连底本也散失了，例如《算法统宗》、《甘石星经》、《饮膳正要》、《耒耜经》、《豳风广义》、《安骥集》、《洗冤录》、《南船纪》、《糖霜谱》、《酒谱》、《梓人遗制》等，都是相应领域的重要著作，但《四库》皆存目而未著录。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是关于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其内容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全部生产领域，但可能因为作者宋应星有反清思想，其兄又殉明自尽，所以被排斥在《四库》之外。尤其是对自晚明以来传教士带来的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书籍，《四库全书》则更是极少收录。[20]

编《四库全书》时全国进书12000种，其中江苏4800种，浙江4600种，两省占总数的77%，致使吴地主要私人藏书家从此一蹶不振；除了对政治、民族书籍或禁止或篡改，天文亦在禁之列，全国收缴烧毁禁书6000种共15万部，其中江苏6万部，又是全国第一，而且因书禁极严，民间有天文之类书籍“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卷三）。著名的《天工开物》、《园冶》等书籍是失传之后在近代再从日本引回的，孙云球的《镜史》等就此失踪。知识分子转向校勘、注释古籍，形成所谓乾嘉学派。[21]

再以前文介绍过的明末清初桐城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方以智为例。方以智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物理、医药、文学、音韵、书画等均有很高造诣，著述宏富。但他的《方子流寓草》九卷本（崇祯戊寅年刊）、科学著作《物理小识》十二卷本（甲辰年刊），以及《浮山文集前编》十卷、《浮山文集后编》二卷、《别集》二卷、《一贯问答》一卷（康熙年刊）、其代表作《通雅》五十二卷（康熙丙午浮山此藏轩刊）、传抄本《滕寓信笔》、《博依集》等，方以智父方孔炤的《金边略记》十二卷附《大明神势图》（崇祯年刊）和《环中堂集》（约崇祯年刊），方以智子方中履的《古今释疑》十八卷（康熙二十年汗青阁刊），另一子方中发的《白鹿山房集》十五卷（康熙壬申刊）和《白鹿山房文集》，还有方以智叔父方文的《嵞山集》十二卷、续集《四游草》四卷、《再续集》五卷（康熙已酉古怀堂刊）等都被禁。这些都是今天能知其名的书籍。[22]

几年间，在各省采进本中，在词意“悖逆”的书籍早已陆续查出，分次奏缴销毁。但因卷帙浩繁，乾隆怀疑现存书籍仍有应毁书籍，谕令再行清查一遍。他派了纂修翰林十三人，把准备发还各藏书之家的明代以后各书逐一检阅，详细磨勘，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到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才全部查完，又查出应行销毁的书一百四十四部，应酌量抽毁的书一百八十一部，共三百二十五部二千一百二十三本。查出的这些书尽行焚毁，同时开单行文各省督抚一体查缴。其余查无干碍的书九千多部，准备发还藏书之家。乾隆还不放心，谕令“再行查看”。英廉又交给原经办的纂修官再详核一遍，但这次也只是虚应故事而已。[23]

在乾隆的禁书目录中，戏曲、小说占了很大比例，因为乾隆认为“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小说、戏曲有益心”作用。也禁毁了很多科技著作，例如明代出版家程百二于万历间辑刻的《方舆胜略》十八卷附《外夷》一卷，就被抽禁。此书为地理学著作，王重民先生推崇道：“在明季通俗地学中开《舆图备考》、《舆地摘要》之先声”，“较它书可贵”。由于鼔励检举揭发，挟私仇诬告之事也屡有发生，因此新的文字狱又不断形成：《四库全书》仅开馆10年内就发生了48 起文字狱。

除了禁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全被销毁。除此之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的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如明实录的遭遇：

乾隆年间，明史修成。由于实行文字狱，《明实录》则变成了禁书，民间的传抄本多收缴焚毁，而史馆的正副大小本，以书册宽大，需挪出以置其他档册。同时因钦定明史己成，而实录又残缺，遂从满人大学士三宝之请，于乾隆四十八年（1683）三月，将库存明实录及皇帝宝训，共4757本，移出史馆，一并焚毁。[24]

据载，整个乾隆时期共焚各种“禁书”达71 万卷之多，主要集中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包括科技、经济等方面的书籍，连明人选编或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杜曲集》《杜陵七歌》[25]等。总共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地方官员把搜缴到的各种藏书送到京城，还要经过四库馆的检查，而乾隆在看过四库馆上报的禁书名单后，又发下去到全国各地，勒令各地官员注意，务使名单上的禁书搜查净尽，不致遗漏一本。同时又催逼继续搜查藏书，并且鼔励检举揭发谁私藏禁书。于是形成一场全国性的搜书、禁书以及焚书运动。

以上所列只是满清禁毁书籍的冰山一角，由此可管窥满清禁书之甚。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乾隆如此禁书共历时19年，约占其在位时期的1/3。其中共禁毁了多少书，目前没有精确的统计。文献学家陈乃乾先生根据各地奏缴的销毁书目并集成索引式的禁书总录，载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4种。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全毁抽毁书目》一书，加上其它有关记录，则可统计出：全毁书2456种，抽毁书403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6种。但王彬先生主编的《清代禁书总述》收录3236种被满清统治者禁毁的书籍，我们今天多数只能看到这些书籍的书名。仅乾隆朝销毁的书籍就“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即等同——引者注）”。[26]《四库全书》收书不过3400多种，而焚毁的书竟也有3000多种，再考虑时人在恐怖氛围下，既害怕缴书贾祸，又不敢匿藏惹灾，因而私下烧书以求保全的，其中甚至包括大量纯科技类书籍。所以实际上被毁书籍绝不止3000多种——如此编书，是何居心，可想而知。故历史学家吴晗感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3.删改书籍内容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史学界皆知的事实。《四库全书》编纂者对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行摒弃和抽毁，对于不得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且前后不一，自相矛盾。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分列了《四库全书》中因直接忌讳而对“夷狄”、“北虏”、“女直”等字句的改窜；因托辞道德而对“美人八咏”、道流青词的抽删；因以人废言，对钱谦益、屈大均等人著作及引用其言论的著作的毁删；因利己之道德而改关羽谥号，禁用古代帝王之名；为继续利用其书而改易其中某些字句等五类，所用材料大抵也是四库档案中的上谕与奏折。陈氏说，“当时改易之风，几于凡违皆改，无碍不易。馆臣为谨慎将事，免于得罪，亦采宁枉毋纵之手段。”[27]

鲁迅先生说：“（四库全书）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28]顾颉刚先生也曾谈到《四库》的改窜文字，如“孟轲”改为“孟子”，“足制四夷”改为“足制远方”，“导后世人君之欲”改为“导后世之君臣耶”，等等。以下列举几个详细的例子：

《汉书•卷九十九（中）》有：“校尉韩威进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四库全书》中引用“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两句的有：“经部•小学类•训诂之属•尔雅翼•卷二十六”、“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齐东野语卷•十七”、“子部•类书类•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一”、“子部•类书类•喻林•卷二十”、“子部•类书类•宋稗类钞•卷二十六”，以及“子部•类书类•御定渊鉴类函•卷四百五十”六处。前四处与原文相同，而后两个则作了不同的篡改：

《宋稗类钞•卷二十六》中为“以新室之威，北系单于颈，无异口中蚤”；《御定渊鉴类函•卷四百五十》中则是“以新室之威而吞无雷，无异口中蚤虱。”（“无雷”是西域一国，非匈奴。）但是《汉书》原文出现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前汉书•卷九十九（中）”、“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卷三十七”以及“史部•别史类•通志•卷一百三”三处，且未作改动！[29]

南朝梁代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在“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下原文本为：“此章重中国，贱蛮夷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故孙绰云：诸夏有时无君，道不都丧，夷狄强者为师，理同禽兽也。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而《四库全书》中则大肆篡改为：“此章为下（潜）〔僭〕上者发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周室既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之权不复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30]

最著名的例子是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在《四库全书》中被改成“壮志饥飱狼虎肉，笑谈渴饮匈奴血”[31]、“壮志饥餐仇恨肉，笑谈渴饮匈奴血”[32]、“壮志饥飱仇寇肉，笑谈渴饮匈奴血”[33]及“壮志肯忘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等几个版本[34]。

南宋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35]在《四库全书》中被改作“洙泗上，弦歌地，亦纷争”[36]、“洙泗上，弦歌地亦荆榛”[37]、“洙泗上，弦歌地，亦榛荆”[38]。却又另有至少五处未有变动。[39]

南宋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40]在《四库全书》中则被改为：“于中应有，一个半个仗孤忠。万里干戈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天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41]以及：“于中应有，一个半个挽琱弓。万里烽烟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世运何湏问，赫日自当中。”[42]

南宋诗人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

鲁迅说：“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鲁迅举了《四部丛刊续编》的例子来说明“满清暗杀中国著作”，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对于被删内容，鲁迅摘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对此鲁迅评论道：“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43]

陈四益先生在其随笔集《草桥谈往》中也列举了这方面的例子：

傅增湘先生（著名藏书家——引者注）也对多种书籍作过古本与《四库》本的对勘，几乎每校一本，都要慨叹于《四库》本之改窜。对《三朝北盟会编》，他说，“文渊阁本以嫌忌之故，文字迥非旧观”；对谢肃《密庵集》，他发现文津阁本佚诗文一百四五十篇；对《双溪醉隐集》，他发觉当初四库馆抄存的此集副本“恒胜于武英之聚珍、文渊所著录，盖以其未经馆臣之更订，写官之传讹，去古未远，面目犹未全失。”在校罢《宋本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一部书后，更是怒不可遏——这部庐陵王霆震编的《古文集成》分十集凡七十八卷，收录了自春秋以逮南宋的522篇文章，宋代文居十之八。傅先生以所得宋本与《四库》本逐卷详核，“乃知馆臣执笔窜易删落之处，殆更仆难终。凡篇中酋、虏、夷、狄、犬、羊等字显然刺目者，固在所屏除，即稍指斥之文，宋贤章奏，煌煌巨篇，亦逐段刊落自数十言及至数百言。如真西山《礼侍上殿札子》删‘冠裳禽犊’以下三百二十六字，胡诠《戊申论和札子》删‘犬戎之天下’一段、‘被发左衽’一段，一百八十三字。必使忠耿义愤之词铲灭之尽泯其迹，无复留遗”。在跋语中，傅增湘先生说乾隆“挟雷霆万钧之力，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于朽简之内，亦可谓肆极雄猜之极轨矣！”他认为乾隆这样“居九重之尊，躬参与删订之役”，是“欲使天下后世咸归于束缚衔勒之中”。[44]

张元济先生用旧抄本宋晃说之《篙山文集》内《负薪对》一文，与四库本对比，发现其中改易严重之程度，令人惊讶。仅摘其中二三条说明之：如旧抄本内“金贼以我疆场之臣无状斥喉不明，遂家突河北，蛇结河东”，四库本内则是“金人扰我疆场之地，边城斥喉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旧抄本内“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泵亦有掉瓦恐怖之号，顾弗之惧哉”，而四库本内则被改为“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夕；旧抄本内“何哉？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秸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在四库本内则被整段删除。[45]

在满清覆灭后，近现代学者毫不客气地指摘《四库全书》的谬误。余嘉锡先生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写成了《四库提要辨证》490篇，指出《四库全书》甚多错误，条分缕析，切中关键：

《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唯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古人积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问抵牾尚自不保，况此官书，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十余年间，办全书七部，荟要二部，校刊鲁鱼之时多，而讨论指意之功少，中间复命纂修新书十余种，编辑佚书数百种，又于著录之书，删改其字句；销毁之书，签识其违碍，固已日不暇给，救过弗遑，安有余力从容研究乎！且其参考书籍，假之中秘则遗失有罚，取之私室则藏弆未备，自不免因陋就简，仓猝成篇。故观其援据纷纶，似极赅博，及按其出处，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而晃、陈书亦未曾复检原书，无论其他也。其自行考索，征引群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两志常忽不加察，《通志》、《玉海》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干顷堂书目》已惮于检阅矣。至于颜叔秉烛，不知出于毛传（见《蒙求集注》提要）；蚬称缢女，不知出于《尔雅》（见《异物汇苑》提要）；作《论衡》之王仲仁，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颜之推，不知已见于《北齐史》；史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胡圹之《拾遗》，未觉全抄《困学纪闻》。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复待何言。[46]

4.一些学者的批判

满清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残酷无比。章太炎对此曾有感而发：

满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者毁之。四十一年（1776），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夷德之戾，甚五胡金元，抑犹可以末减耶？

对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对中华书籍的大肆摧残及影印《四库全书》的现象，顾颉刚曾评论：

孟轲改为孟子，足制四夷改为足制远方，……我觉得印行《四库全书》是一件极蠢笨的举动，突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允许。[47]

陈登原先生评论：

吾人若知《四库》修书时摧残典籍之状，则……益叹独夫民贼之所以戕贼文化者，盖无所不用其极。而所谓《四库全书》者，在辑集古书以外，且为艺林制一浩劫矣。其所禁者则散焉佚焉；其所取者，则残焉讹焉，“郅治修文”，其效可睹矣。[48]

任松如在其《四库全书答问》一书中，对此野蛮行径作了入木三分的概括：

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陟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

章太炎先生论述满清禁毁华夏书籍的目的说：

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49]

鲁迅曾指出：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50]

影印《钦定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这回的《钦定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然而那原本就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51]

鲁迅评论道：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

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52]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我们不但可以见到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53]

周作人指出：

清朝系异族，对于书中说到夷夏问题的地方非常注意，古代泛论的悉加删改，近时直说的则全体抹杀，禁书与文字狱是其结果，可以说是《四库全书》的一个大收获……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评述道：

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54]

陈四益先生说，《四库全书》的确是我国历史上编纂的最大的一部丛书，是我国古籍之渊海，许多书现在是只能在《四库全书》里找到了。但这是我们被迫接受的一份无可奈何的遗产，是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的残余。满清文化专制主义做出怎样荒谬残酷的事情，《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这是应当让子孙后代牢牢记住的。

[1] 而据陈垣先生对文津阁本所作的统计，《四库全书》共收书3462种。

[2] 黄爱平. 《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 史苑，第九期

[3] 残缺的文化遗产《四库全书》之谜

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4-02/10/content_1307583.htm

[4] 黄爱平. 《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 史苑，第九期

[5] 郭向东. 《四库全书》编纂与中国古文献之劫难. 图书与情报，2004年第2期

[6] （清）姚觐元编. 清代禁毁书目四种（杭州抱经堂书局印行本）•销毁书目原奏.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上海古籍出版社，页四○九

[7] 王彬主编. 清代禁书总述. 中国书店，1999，第262页

[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办理四库全书历次圣谕。引自：冯天瑜. 明清文化史散论.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366页。

[9]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引自：黄爱平. 《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 史苑，第九期

[10] 残缺的文化遗产《四库全书》之谜

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4-02/10/content_1307583.htm

[11]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缘起

[12] 肖卫津. 对清乾隆时期禁书行为的认知与思考.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6期

[13] 参考：（清）姚觐元编. 清代禁毁书目四种（杭州抱经堂书局印行本）•销毁书目原奏.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 上海古籍出版社，页四一○；冯天瑜. 明清文化史散论.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365页；肖卫津. 对清乾隆时期禁书行为的认知与思考.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6期。

[14] （清）邵懿辰.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转引。

[15] 王彬. 清代禁书总述. 中国书店，1999。参考：朱光东. 《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是“大骂异族”还是“歌颂满洲”.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9，第60～62页。

[16] （清）姚觐元编. 清代禁毁书目四种（杭州抱经堂书局印行本）.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 上海古籍出版社

[17] 参考：（清）姚觐元编. 清代禁毁书目四种（杭州抱经堂书局印行本）.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 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禁燬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 四库禁燬书丛刊•索引. 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18] 《永乐大典》卷首《凡例》。

[19]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20] 参考：何绍庚. 《四库全书》中的科技文献.光明日报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4-02/10/content_1307518.htm；黄爱平. 《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 史苑，第九期。

[21] 张橙华. 吴地科技简史. 吴文化史丛. 江苏人民出版社

[22] 参考：张敏慧. 清代安徽禁书散记. 江淮论坛，1991年第2期。

[23] 郭向东. 《四库全书》编纂与中国古文献之劫难. 图书与情报，2004年第2期

[24] 孙卫国. 胡适之与《明实录》.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

[25] 参考：四库禁毁书丛刊. 北京出版社，1998；王彬. 清代禁书总述. 中国书店，1999。

[26] 章太炎. 哀焚书

[27] 参考：陈四益. 草桥谈往•有所思•《四库》四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http://www.du8.com/novel/html/20070123/168/index.html

[28] 鲁迅. 病后杂谈之余

[29] 参考：吴其萦. 《四库全书》篡改原文。

[30] 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31] 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山水之屬•西湖遊覽志•卷九

[32] 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宋稗類鈔•卷十二

[33] 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詞選之屬•花草稡編•卷十七。另：岳飞原句“此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被改成“……朝金阙”。

[34]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岳武穆遺文•岳武穆遺文

[35] 出自：中华诗词-南宋-张孝祥，中华诗词2007（清风明月版）•中华古诗文（2007.02.15版）。

[36]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于湖集•卷三十一。另见于：集部，词曲类，词话之属，词苑丛谈，卷六。

[37] 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詞選之屬•花菴詞選•續集卷二

[38] 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詞選之屬•花草稡編•卷二十四

[39] 分别见于《四庫全書•集部•词曲类》：词选之属•御选历代诗余•卷九十九；词选之属•词综•卷十三；词话之属•渚山堂词话•卷一；词话之属•词苑丛谈•卷六；词谱词韵之属•词律•卷二十等处。

[40] 出自：中华诗词-南宋-陈亮. 中华诗词2007（清风明月版）•中华古诗文（2007.02.15版）

[41] 四庫全書•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龙川集•卷十七

[42] 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詞集之屬•龍川詞•龍川詞

[43] 鲁迅. 病后杂谈之余

[44] 出处：陈四益. 草桥谈往•有所思•《四库》四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http://www.du8.com/novel/html/20070123/168/index.html

[45] 郭伯恭. 四库全书纂修考. 第46～47页。引自：王作华. 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的纂修. 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6]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序录. 中华书局，1980

[47] 鲍思陶. 无愧于前修和来哲——《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印行记. 中国文化报，1997.4.15

[48] 引自：陈四益. 草桥谈往•有所思•《四库》四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http://www.du8.com/novel/html/20070123/168/index.html

[49] 章太炎. 哀焚书。引自：水滨少炎，万壑听松，溟之幽思，吴楚隐侠，曲达.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

[50] 鲁迅.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51] 鲁迅. 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

[52] 鲁迅. 病后杂谈之余

[53] 鲁迅. 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54] 原载上海《民主周刊》1946年第四十四期。引自：水滨少炎，万壑听松，溟之幽思，吴楚隐侠，曲达.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

*

今天心情好了吗？

我特地选了王俊雄《轻风细雨》中的《雨里的泪水》《黑夜的眼泪》两首音乐送给你。虽然都有“泪”，却无丝毫悲伤、郁闷之感，反而听到的是美妙、轻松、愉快和惬意。希望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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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心情也非常复杂，先是6号着汉服公祭王阳明仙逝480周年，心情激动，感触颇多。这次参加的同袍（汉服运动内相同志趣朋友间的亲切称呼，源于诗经中的“与子同袍”诗句）远多出我的预料，达到近四十人，还不包括好多个因故无法参加的好朋友。包括我的两位男同学也跟着去，还穿上汉服素装担当了击鼓手，晚上我问他们是否后悔，他们说以后还要参加。整个活动两在缺憾，一是事先与主办方沟通不够，致使公祭过程中出现差错，幸而我们可以再次进行；二是无人负责拍照，导致很多关键时刻和场合没有留下照片，甚是可惜，也例得我们不能在网上宣传表现出此次活动所受到的关注和影响力。这次活动来了很多媒体记者，大概是去年的近两倍，近十位。

然后是几个兴汉论坛的事情，说了*可能不会理解，但我要倾诉。

我讨厌标题主义者、论点主义者，或常人理解的“标题党”。今天晚上跟一个很好的兴汉朋友，也就是上次陪我一起游黄山的那位大哥在QQ上争论，我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其实，我的思想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反对我者，只要有理有据，就应该尊重，但若赞同我者却胡乱利用论据，便是我要反对并要划清界限的。我在兴汉网站外面，包括天涯等各大论坛，遇到的最大问题都是把我花一年时间写作的论文只看了标题就来批评我。这倒还罢了，在兴汉网站内部，没几个人完整地读过我的文章，当然我最敬仰的杜车别的文章，也没多少人认真阅读并进行思考。因为人们思想太浮躁了，能静下心来读的，的确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他们不认同我对民族、民族主义、华夷之辨的认识和看法，主要原因却是他们不愿意阅读相关文章、论文和资料，各种不同的概念在他们看来，都是一回事。很难想像，由这些人，如何能担当得起华夏复兴之大任？

其实兴汉论坛之间有很多内幕，我从05年就知道，但从不深入了解，那些细节，太乏味了，太无聊了。能比得过中G十大路线斗争、十大冤案、十大叛徒么？可叹，原本一个好好的作为兴汉核心力量象征的汉网，经过多次内斗分裂成多个网站，相互之间颇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兴汉力量就这样被制约、分散甚至消耗。前不久我在老汉网发帖质疑论坛是否站长一人之论坛，跟帖很快被删。其实我是试探，就算无人删除，我也会编辑掉那些内容。而删我帖者，却是那个被称为“这个英雄很粉红”（曾在汉服宣传活动中穿着粉红的汉服）的大汉之风——也就是去年掌掴阎崇年的黄海清。被他连删两帖，当时我很受刺激，转而认为李理确实有政治野心，于是去分裂出来的新汉网当了版主。但新汉网管理层太散。这两天同大汉之风直接交流，才了解到，那次删帖是他担心别人删除时不予通知，造成更多的误会。尽管，我对李理的顾虑他并没有帮我消除。但黄大哥对论坛言论的管理、对学习风气的提倡，对标题党行为的治理，包括请《中国不高兴》作者王小东，请另外一些名人来做客或当讲师，等等，所有这一切举措及他的气魄，感染了我。消除了相互之间的误会，我想回到老汉网这边尽力。但如此，会被一些兴汉老前辈认为是反复无常，因为他们多是因为李理才出走老汉网而新办论坛。可是黄大哥说的好，只要是有利于兴汉和华夏复兴的事，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做，不能太顾忌个人偏见和抱怨。是啊，去年黄大哥的一掌，意义堪比清末安庆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尽管这在外人看来，似乎不太容易理解和接受。

所以我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

糟了，坏了，说了这么多，搞不好让**对我又有距离感了！怎么办？哈哈。嘿嘿。才不怕。今天在校内网，我看到*慧对我的评价，我觉得非常客观实际啊。嘿嘿。**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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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11

日韩因何蔑视、剽窃中国（初稿）

独秀书生（嘉林）

日本、韩国（朝鲜）、在历史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朝鲜、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国“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自不必说，下面以明代阳明心学为例。

王学对近代日本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而“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著名诗句即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人生信条。

即使在明代，因丰臣秀吉野心膨胀而发动侵朝战争和明军作战时，日本对中华文明仍充满敬意。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第一章中说：

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1]

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

一个叫做伊东龟年的人，就对到日本的清国船员们的髡头辫发和上衣下裳很不以为然，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因此在记载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满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他们说，中国已经荣光失尽，因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拿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道，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满清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

日本人本田四明则直截了当地说：“贵帮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径庭，如何？”在这种看上去义正辞严的话面前，中国船员只好以退为进，勉强遮掩应答说：“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恕罪恕罪。”

“……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2]

“……而《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

……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就说，‘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3]

在日本人看来，中华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之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宇野哲人（1875～1974）来华之旅被Joshua A 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他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宇野哲人分别于1906年和1912年来华。但他看见在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却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也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4]

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5]

晚清时日本发动中日战争，占领台湾，后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二战后又一直不承认其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践踏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鲁迅等人在日本的经历说明日本部分民众骨子里对中国人充满深刻的蔑视，并使“支那”一词变成对中国人的蔑称……

朝鲜类似，朝鲜接受明朝册封，万历年间中国出兵援朝抗倭，更使朝鲜人刻骨铭心，感激不已。直至明亡260多年、再次被日本占领，朝鲜一直在使用明崇祯年号。葛兆光说：

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泽（1662～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6]

可以说朝鲜对明朝中国的尊崇仰慕，是出于内心，发于至诚，不会因为明朝中国实力的消长有所变化，甚至在明朝中国已经灭亡以后，这种由衷的感情，依然经久不息。[7]然而在满清统治中国后，朝鲜对满清帝国的臣服则是“隐痛含冤，迫不得已”[8]，其鄙夷态度非常鲜明，在所谓“康乾盛世”时已格外强烈。

对于朝鲜的思明问题，现代中国第一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注意到，他在《皇明遗民传序》中论道：而朝鲜之思明，所有“大报坛”‘万东庙’皆见于传文中，则为吾国纪载所无，士夫之所未道及。今自《朝鲜实录》行世，乃知朝鲜之于明历久而不渝其忠爱，于清则始终以胡目之。排满之说，吾国中自遗民以后，歇绝者几二百年，清纲解纽，而后复作。朝鲜则当清全盛时，无日不望其速亡。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6页。
引自：孙卫国。

有明一代，朝鲜人始终称中华为“天朝”。可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朝鲜君臣在国内却以“清国”、“北国”称之，有时甚至用“胡皇”、“清虏”称呼清朝君臣，不少朝鲜官员以与清朝使节交往为耻。[9]

尽管如此，朝鲜人并不把清帝国当作“中华”的正统，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书写明朝的年号，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的汉族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10]

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十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

……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11]

朝鲜人觉得，他们穿着汉族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对满清帝国的汉族人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在他们面前，似乎很多汉族士人有一种自惭形秽，这使被迫朝贡的他们，在心理上很得到补偿。乾隆四十二年(1777)，一个朝鲜使者就记载说，“每与渠辈（中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为什么？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朝鲜人觉得，清帝国的风俗已经不再是“华夏”，因为本来是儒家发明并很自以为正宗的礼仪，在中国的保存却反不如朝鲜纯粹，而正统儒家礼仪的破坏。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风气之后，从一开始就视满清为蛮夷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对清国的轻蔑之心。例如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说：“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12]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人普遍存在着怀念明朝、排斥清朝的“遗民”情怀；这种“遗民”情怀带来的是对现实“中国”(即清王朝)的不认同，对中朝关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3]

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作中华。[14]

一个叫韩元震（1682～1751）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虽然很客气地推测说，“天方以中国弃这夷狄，宜其儒者之不出也，抑或深山之中有不剃头儒者，得其正宗，著书以俟河清，而世莫得以传之耶”，但是，他显然已经不把中国当作学术的正宗所在了。他说“虽以夷狄之人，而能弃夷狄之行，慕中国之道，服中国之服，言中国之言，行中国之行，则是亦中国而已，人亦将以中国待之，岂可复问其初为夷狄也”，因此，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 [15]

依照朝鲜士人的观点，除非“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16]他（朝鲜士人闵鼎重）甚至觉得，为了拯救中华文明，朝鲜应当乘清人内乱，辽东空虚，以万兵直捣黄龙，这样便可以逆转天下。闵鼎重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很多朝鲜士大夫心目中都有，他们都相信，清国的文化已经坏到无可救药，所以“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17]

正因为在朝鲜人，乃至日本人看来，“明朝后无中国”，所以在满清统治中国后，朝鲜，日本与中国感情也日渐疏离，甚至对中国鄙视厌弃，也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或许土地还存在，名称还存在，但中国的文化实质和文明核心已经从其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18]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朝鲜国王为平息不满满清政权的官员的情绪，说：“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一，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19]表明了朝鲜对恢复中华的期待。但满清覆灭后，他们发现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贱”也不为之的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还是满清屠刀淫威消失之后；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饱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韩国（朝鲜）人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他们曾如此尊敬的人，在中国人已经摆脱民族压迫后，还是被丑化得体无完肤。面对中国人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畸形态度，对韩国（朝鲜）人来说，彻底摆脱与中国历史上的干系，似乎成了相当合理的选择。发展传承了数千年并使中国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则被中国人打成封建糟粕，和中国落后和挨打的重要原因，一切都是西方的好，到处都存在着极端的西化。凡是西方没有的，中国不可能有。这种缺乏自信的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也使重视传统文化的日韩两国产生鄙夷。于是，韩国成功地将“端午祭”申请为历史文化遗产，将中医并改名为韩医，说孔子是韩国人，把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据为己有……等等，都不在话下了。

现今反韩似乎是很流行的风潮，网络上一些人对韩国的憎恶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地步，刻薄、恶毒、尖酸的挖苦和嘲笑似乎已经成了谈论韩国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20]实际上，这种反韩风潮是极其浅薄的，只能显示出那些自以为中国人的无知和无耻。我们忽视了，今天的韩国女大学生仍在指责我们——“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这是不必多说的。他们也不知道，“礼失求诸野”，日韩对保护部分华夏文明成果，是有一定功劳的。

我们需要明白，中国如不能更好地正视历史，不能彻底批判蒙元、满清政权，不中止对屠夫、刽子手的歌功颂德和对民族英雄地位的弱化，不珍视、不保护和不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不能恢复真正而完全的华夏文明继承者身份，不能使周边国家和民族心悦诚服，不能制止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蔑视和对华夏文明的篡夺。

以牺牲文明、忍受耻辱、丧失尊严换取领土，苟活重于道义，怪不得日本人不屑于承认侵略，是骨子里瞧不起现代中国人的愚昧，就如同人类不承认杀猪吃肉是罪恶一般，因为猪是昏弱的物种。中国既然可以认贼作父把蒙元和满清视为正统，又为什么偏偏追究“南京大屠杀”要日本承认对华侵略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尚且糊涂，又怎能令日本侵略者伏首认罪。[21]

韩国与日本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对中国尊崇敬慕，转变为近现代的疏离和蔑视甚至侵犯，上面论述可能不完全或不太准确，但这个问题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深思的。

注释：

[1]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李申，王遵仲等译. 利玛窦中国札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89页

[2] 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

[3] 葛兆光. “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

[4] 黄俊杰. 20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 国际汉学·第8辑. 大象出版社。引自：杜车别. 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5] 葛兆光. “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

[6] 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

[7] 杜车别. 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8] 李朝英祖实录·卷69·英二十五年三月已酉. 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年，页332。引自：孙卫国.《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01期

[9] 宁博尔. 明清易代后朝鲜人“遗民”情怀探究——以《热河日记》为中心.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5期

[10] 马靖妮. 《热河日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35页

[11] 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

[12] 葛兆光. 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 书城,2004年第9期

[13] 宁博尔. 明清易代后朝鲜人“遗民”情怀探究——以《热河日记》为中心.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5期

[14] 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

[15] 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

[16] 朴趾源. 热河日记.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60页。引自：宁博尔. 明清易代后朝鲜人“遗民”情怀探究———以《热河日记》为中心.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5期

[17] 葛兆光. “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

[18] 杜车别. 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19] 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

[20] 杜车别. 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21] 康德衡. 狮醒东方——论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第十九章

资料下载：

http://blog.hfyd.org/japan-korea-china

——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

第三稿（未未成）

嘉林

前言

本文的写作背景，是最近几年在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兴起的汉服运动，即以复兴汉民族传统服饰为切入点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华夏民族精神复兴运动。写作目的，是通过列举史实，驳斥长久以来错误的历史认识和文明史观。包括：对中国历史文化错误的认识和观念（尤其是对明与清两代真实历史的不了解，错误地将因游牧民族野蛮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落后、奴性等转嫁到中华文明上，却又推崇历史上反人类、反文明的暴徒和罪犯如“成吉思汗”、康熙等）；对保护华夏人民生命和利益的民族英雄的诋毁和对其地位的弱化；对拥有理性、科学精神的理学的误解；对追求文明和先进、抵制野蛮和落后、以文化为核心民族认同因素的华夷之辨的批判；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不自信（如西化泛滥，哈韩、哈日尤其是哈美，漠视或过分批判传统文化）；等。 本文的主要内容有：

明代在科技（士大夫和统治者学习研究科学包括最新的西方天文学，翻译大量西方科学书籍，提出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军事（各类火器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大如郑芝龙集团），经济（工商业发展，导致农业萎缩，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思想文化（心学流行，人性解放甚至放纵，自由主义盛行，中国古代文化在明朝中后期发展至最高峰），政治（全面实行科举制度，有相当程度商人阶层背景的文官集团制约皇权，文人提出民权思想，有政党雏形的东林党、复社积极影响朝政）等方面的发展，表明了晚明中国的近代化趋势。标志中国传统儒学发展之更高水平的程朱理学富有科学、理性精神，但在满清被阉割、歪曲，失去其本来的精神面目。中国在春秋时已进入民族发展高级阶段即文化民族主义阶段，“华夷之辨”实为文明与野蛮之辨——以文化为民族认同核心因素。周边诸国尊奉华夏，以致晚清时朝鲜人仍怀念中华明朝。但落后野蛮的游牧满清民族乘虚入侵及野蛮的殖民统治（对中国人种族式的屠杀、对中华文明的大规模禁毁和篡改）打断了中华文明的正常发展，使中国迅速倒退，其恶劣后果影响至今。

本文的根本观点是：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

史上满清统治是中国落后之根本外因。但不能将全部责任都归结于此。先进强大的华夏未能再次抵御游牧文明的野蛮入侵和残酷破坏，本身即说明中华存在严重内部问题，如泛滥的“自由化”等。内因（主要是明亡原因）非本文重点。因满清统治久对国民性格的深刻影响，内外因混杂难分。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更多讨论和研究。本人深感：对本文观点不以为然者，至少应阅读十分之一不屑或感兴趣之部分，再作看法。对无足够时间精力但有兴趣者，也建议选择性阅读。

因本人所学非史学专业，业余爱好时间较短，意愿中的读者主要并非史学专业，及其它原因，未能照严格的论文格式写作。很多资料为转引（一部分未能标出出处），而对原始史料文献所研甚少。另对“华夷之辨”与民族主义的论述较粗略。独创性内容较少，大量参考了他人的成果，尤其是杜车别、一些学者教授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除特别向杜车别表示敬谢，仍需说明：杜文在揭露历史事实和阐述相关理论方面给我最大震撼和启发，本文多处直接大段引用杜文，包括未注明处，难免剽窃嫌疑，因此深感不安。错误和不妥难免，水平和观念浅陋，期盼读者来信交流探讨或批评指正，欢迎补充有益资料，以益修改。

本文二稿在初稿基础上增修而成。近来又对二稿进行修改，但因个人原因不得不中断，暂不能继续跟进，遂成三稿之草稿。其中不当之处，包括学术引用过多而且不规范、对第一手史料的发掘欠缺等，亦感惶恐，期待读者指正。随着写作深入，深感越来越多的问题困惑自己，但愿能顺利考入学校接受专业历史学习和培训。若有一人在阅读或选择性阅读本文后，能产生一丝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对中华复兴的认识的触动，我也心甘了。

期待读者与我联系。

嘉林  于2010年

wjw0618 at foxmail.com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科技革命；商业发展；满清入关；程朱理学；华夷之辨；批判满清；汉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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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 言… I

引 论… 1

第一章、西方文艺复兴及科技革命略述… 4

一、希腊文明与文艺复兴… 4

二、西方近代科学大发展… 5

三、西方的两次科技革命… 7

四、西方殖民势力来华… 8

第二章、明代科技与军事发展成就… 9

一、明朝科技发展成就概述及评价… 9

二、明朝人创作和翻译的科学著作… 14

三、明朝政府组织修编《崇祯历书》… 18

四、明朝数学发展的巨大成就… 23

五、明朝统治阶层学习和研究科学… 26

六、传教士在明清中国的境遇对比… 28

七、其它科技成就的部分列举… 36

1.天文、气象… 36

2.物理、化学… 37

3.生物、医学… 39

4.科学实验及其它… 39

八、《天工开物》及其命运… 41

九、满清时代科技发展情况… 43

十、军事武器发展的对比… 50

1.明代的军事武器发展… 50

2.明朝军队的战争战术… 60

3.满清时代的军事倒退… 61

4.满清为何中止发展火器… 63

附录一：明朝军事四个第一… 65

附录二：康熙盛世：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67

第三章、明代经济社会的发展… 77

一、西方人眼中的明朝… 77

二、民间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78

1.采矿冶金业… 79

2.盐业、制瓷业… 80

3.纺织业、印刷业… 81

4.商业繁荣与农业萎缩… 82

三、商人地位的变化及商业发展的影响… 86

1.商人地位的变化和对官僚阶层的渗透… 86

2.商业发展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88

四、对外开放与郑和下西洋… 91

1.明朝的对外关系… 92

2.郑和下西洋的成就… 93

3.郑和船队环球航行和发现美洲新说… 95

4.郑和下西洋终止原因分析及评价… 95

五、海外贸易、海盗猖獗及郑芝龙集团… 98

1.官方“朝贡贸易”… 98

2.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 99

3.海外走私贸易的盛行… 107

4.倭寇之乱与海禁关系… 110

5.中国海盗的猖獗… 112

6.郑芝龙集团与料罗湾海战… 115

六、明朝政府的税收与财政… 119

1.农业税和商业税… 119

2.低税收的原因和后果… 121

3.千年罕见的自然灾难… 126

附录一：“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128

第四章、明代政治与文化的进步… 140

一、明代文化的高度发展和非凡影响力… 140

二、思想解放、自由乃至激进、放纵… 141

三、对文明和哲学思想的高度认识… 149

四、明朝的科举文官制度和文人的政治思想… 152

1.科举制度的全面实施及其效应… 152

2.晚明人的政治思想… 155

五、关于明初“文字狱”和朝政状况… 158

1.所谓明初“文字狱”多为后世诬陷… 158

2.朱元璋为何重典治世… 160

3.朱元璋性格并不暴虐… 162

六、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干扰与限制… 163

七、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172

1.资本主义萌芽… 172

2.东林党、复社的政党化趋向… 175

3.华人建立的兰芳共和国… 176

4.国外资本主义发展… 177

附录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简介和摘引… 178

附录二：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180

第五章、民族屠杀、殖民统治及“康乾盛世”的实质… 184

一、野蛮屠杀、剃发易服、民族奴役… 184

1.野蛮的剃发易服和残酷的大屠杀… 184

2.从夏完淳等例看多少人死于满清屠杀… 191

3.圈地、投充和逃人法… 192

4.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 193

5.满清为何要剃发易服和大屠杀… 194

6.关于张献忠屠蜀… 196

二、沿海迁界和对外关系… 198

1.残酷的沿海迁界… 198

2.愚昧的对外关系… 203

三、“康乾盛世”的实质… 208

1.“康乾盛世”的人民生活… 209

2.“康乾盛世”的农业和工商业… 211

3.“康乾盛世”的疆域… 213

四、满清政权的殖民本质… 214

五、清代残酷的文化氛围和政治制度… 217

1.清代恐怖的文字狱… 217

2.极端腐败统治阶层… 221

六、修纂《四库全书》对中华文明的禁毁、篡改… 222

1.综述… 222

2.禁毁书籍档案… 224

3.删改书籍内容… 229

4.一些学者的批判… 232

附录一：少年民族英雄夏完淳… 235

附录二：满清入关屠杀了多少人及清军的性暴行… 239

附录三：张献忠屠蜀考辩——兼论屠蜀的真凶… 246

第六章、重新认识程朱理学… 250

一、重新认识程朱理学的意义… 250

二、关于程朱理学的典型误解… 250

1.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误解… 250

2.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误解… 254

二、程朱理学促进科学发展… 261

1.张载的科学言论… 261

2.二程的科学精神… 263

3.朱熹对科学的兴趣与研究及其科学精神… 265

4.李约瑟对理学科学性质的评价… 276

三、程朱理学促进西方思想启蒙和文明发展… 278

1.程朱理学对法国的积极影响… 278

2.程朱理学对德国的积极影响… 280

四、理学基本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284

五、满清统治对儒学、理学文化的歪曲和篡改… 286

附录一：一些学者对朱熹的自然科学成就的高度评价… 290

第七章、一些相关问题的论述… 292

一、民族与华夷之辨的实质… 292

1.明朝如何对待北方少数民族… 292

2.民族的实质和关键是文化共同体与心理认同… 293

3.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与文化民族主义… 295

二、不懂野蛮的含义，不能讨论元、清问题… 308

1.游牧民族对文明世界的侵犯、掠夺以及巨大破坏… 308

2.游牧民族的野蛮特性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破坏… 311

三、批判历史上满清统治的必要性… 316

1.满清野蛮统治的严重后果… 316

2.日韩因何蔑视、剽窃中国… 317

3.黑白颠倒的文史学界现状… 325

4.当今中国的民族政策分析… 333

四、汉服运动与传统历史文化复兴… 337

1.汉服简介… 337

2.复兴背景… 339

3.复兴意义… 341

4.复兴形式… 343

附录一：辩“大汉族主义”… 346

附录二：满清消灭明朝的战争并非是一场单纯的改朝换代的国内战争… 350

附录三：《大明衣冠今何在》摘录… 352

附录四：汉服重现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356

附录五：两难的选择——汉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警示… 359

主要参考资料… 367

引论

鲁迅说，中国历史无非是做稳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能的时代的交替轮回。他还说：“大明一朝，自剥皮始，到剥皮终”。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朝真是如此黑暗吗？本文通过对大量史实的了解，认为这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不正确，甚至与客观史实完全颠倒的认识。鲁迅曾说过：“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1]今天我们批判满清，目的和任务之一就是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之伟大，并借此找回对华夏文明强烈的自信感和自豪感。

近现代中国因何落后，导致遭受那么多屈辱和灾难？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发展上远超西方，为何近代科学却先在西方诞生，而中国反远落西方之后？——这便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2]。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如儒家文明、小农经济、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及明朝统治等。然而，杜车别认为这些问题和分析都是“伪问题，伪答案”。[3]对所谓未能及时产生资本主义，他说：

其实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和明代中国一样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他们资本主义发展，政治哲学理论发展还落后于同期的明代中国）的英国以及西欧，如果和中国一样遭到类似满清一样的野蛮民族统治，一样在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运，一样被勒令留发不留头，每个人都必须留一条辫子，否则杀无赦，一样遭受那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统治，一样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来一个沿海迁界，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沿海居民被屠杀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树木植被都被摧毁消灭，我倒是想知道，那还会有什么**资本主义？它们如果比中国发展的更快，那才是见鬼了。

就如同现在有两个人，甲遇见一帮强盗，头被砍掉了，死掉了，乙没有遇见强盗，健康地活了下去。现在却有蠢人来煞有介事地问：为什么甲比乙短命？于是更多的蠢人聚集在一起同样煞有介事地回答这个问题：有的说，甲不注意锻炼身体，所以比乙短命；有的说，错了，甲就是锻炼身体过度，所以才短命；有的说甲有心脏病，所以短命，有的说甲有高血压，有的说甲喝酒过度，身体脆弱，有的甲吸烟，更有干脆的则说，甲先天就有基因缺陷，短命正是理所当然的。可惜这些蠢人就是不想想，如果乙的脑袋同样被砍掉，他还会活么？既然同样不会活，那么这些理由不是*话又是什么？[4]

动辄曰毒害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动辄曰吃人的程朱理学，把中国古人智慧的凝结完全一笔抹杀，中国文明的辉煌是怎么创造的？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从何而来？为什么现在缺乏基本的向心力，凝聚力？中国人自己在丑化自己方面真是不遗余力！中国对自己历史和传统文化思想的疯狂丑化，全面抹黑的结果是彻底丧失了文化向心力，凝聚力，本来是一些普通的伦理道德，动辄扣上封建道德的帽子，封建思想的帽子。[5]

这段话斥责了在对待中国历史文化“前人赛跑领先，后人接棒落后，后人责怪前人”的现象。很多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尊敬的皇帝有汉武帝、唐太宗和康熙帝。他们认为，康熙帝不仅巩固了中国的疆土，还亲自学习科学知识很难得，而这在中国古代（包括明朝）都被认为是“淫技奇巧”，是被文人士大夫和统治者所充分鄙夷和打压的。但实际上，康熙学习科学却不让科学传播；而明代中国在科技、军事、思想、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一系列在现代人看来“超前”的发展，却被带着奴隶制残余的游牧满清[6]民族野蛮地打断了。

明朝末期，国家秩序失控，两极分化严重，加上自然灾害激起民变，北方满清乘机入寇，华夏民族蒙羞受辱，文明长期裹足不前。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的落后乃在于深刻的政治原因，并非迂腐文人拼凑出的种种谬论。[7]

还有些人认为，中国最神勇的英雄是“成吉思汗”，一个落后的蒙古族领袖，竟能吞并金、西夏、大理，征服伊斯兰文明，甚至打到西欧大陆，最后打败苟延残喘的南宋，实现了所谓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版图，尽管只支撑了不足百年。然而，这种表面上虚弱的强大的背后，是全世界人民尤其中国人付出的怎样的代价？！一亿人的生命？两亿人的生命？“人生乐事，莫如战胜强敌，驱强敌于马前，尽掠其财物，悉夺其骏马，睹其亲人以泪洗面，搂其妻女伴吾寝室。”（铁木真语）[8]冷兵器时代，杀掉这么多人，我们这些了解纳粹集中营暴行的现代人，又能如何想像？如何想像人的头骨被肆意地堆积如山的情景？快意？激动？还是无耻地说，战争时代，难以避免？还有，如果没有生命和尊严，文明如何传承和发展？蒙元肆虐之后，满清又如何呢？

“政治上野蛮的民族压迫、种族歧视，文化上大搞文字狱，加上无情的经济寄生和严厉的禁海令，满清统治者这一系列罪恶的殖民行径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扼杀了华夏文明的生机。

……如果我们可笑可悲地陶醉于蒙元疆土的辽阔，那么照此逻辑印度人也应该感激英国让他们笼罩过‘日不落帝国’的光辉。我们还应当后悔抵抗日本的侵略，否则，我们早就在日本皇军领导下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黄色人种共同分享东方文明的荣耀。……亡了国的汉族人欣赏满族皇帝的勤政图治、钦佩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何异于绵羊赞美狮子和老虎爪牙的锋利。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充斥耳畔的昏庸论调：‘满族人以区区十万之众轻而易举征服了人口几十倍于己的汉人，足以证明这个民族剽悍勇武’，‘人家满族的皇帝比我们自己的皇帝干得更好’，‘清圣祖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代明君’。瞧，趁火打劫被美化为勇敢进取，取消集体领导的个人独裁被粉饰为勤政图治。

按照如此昏庸论调，日本人比满清更加有资格征服中国。日本比满清更勇猛善战，更具有做主子的资格，何况同文同种，在民族习惯上极其相似，中国被日本征服后还不必留起猪尾巴，名字还可以改为四五个汉字，比如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9]

近些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化人为蒙元、满清入主中原歌功颂德，却不顾代表野蛮和落后的游牧民族对中原人民生命和尊严的残酷践踏以及对独领风骚于世界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巨大破坏。最严重的是，当今历史教科书以及银屏上与史实不真实甚至颠倒黑白的内容和演出，使几乎所有的人不能轻易地了解真实的明、清两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绝大部分人的历史观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是建立在不真实的或错误的认识基础之上。

他们认为中国近代落后，起源于明代。研究明代的弊病则可以帮助今后去除弊病。重新崛起。然而，这些研究建立在满清篡改史料基础上，在满清政权合法化势力的诱导下，犯了方向性错误。……从文字狱时代开始，满清政权就一直在通过过滤、篡改史料，努力用催眠术让国人承认满清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其中下功夫最多的，就是夸大明朝的弊病，让人民误以为没有满清是不行的。在满清灭亡，伪满洲国和满清残余势力也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努力。到今天仍然是这样。

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本是博大精深，但却不幸为满清之野蛮统治的后果背了黑锅。孔孟老庄、程朱陆王，“我们温良而勇敢的祖先，何曾教过我们那些下三滥的东西？”[10]

[2] 李约瑟难题（Needham Problem），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等等。李约瑟，英国人，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

[3] 否定“李约瑟难题”的还有李约瑟的同事——美国学者席文。

[4] 杜车别. 关于明朝到清朝是历史大倒退的问题回答一下东东狐

[5] 杜车别. 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6] 为表明清乃建立在民族压迫基础上的政权之性质，必须称之“满清”。况史上刘渊所建之“汉”，史称“匈奴汉”，以别于刘邦西汉、刘秀东汉、刘龑南汉、刘崇北汉、刘知远后汉。萧衍之梁为“萧梁”，萧道成之齐为“萧齐”，冉闵之魏为“冉魏”。满清为史上满洲人所建，而非他族。且“满清”一词自其有以来便为世人所习用。今偏“满清”不能用，足以见某些史学精英和制定政策者已敏感或自虐到神经质的地步。

[7] 康德衡. 狮醒东方——论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第九章

[8] 台湾诗人席慕蓉在一次凤凰卫视节目上针对主持人对此话的质疑时强调，“成吉思汗”说此话是针对“敌人”。且不论针对敌人此举亦属无道。难道死在蒙古铁蹄之下数千万乃至上亿的生命，只有乖乖引颈就戮、解衣让淫，乃至欢迎蒙古人来砍自己的脑袋，才算不得他们的敌人？可见，如席慕蓉这样所谓诗人、学者，这样的部分精英，在骨子里蔑视、漠视占多数的平民的生命、尊严和利益，尽管他们口头上不会承认。

[9] 康德衡. 狮醒东方——论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第十九章

[10] 遲訥. 拿什么拯救你，我们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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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及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初稿）》

杜车别：《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综合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