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博客
潜龙勿用，亢龙有悔

资料由嘉林收集整理。

资料一：

《痛批文史界的“歪理邪说”，恢复“文化中国”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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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批判的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大文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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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讲的历史上的汉族和现在的汉族概念是不一致的，现代的汉族不再以文化为唯一特征，是包括血缘和其他认同。定义标准是和其他少数民族是一样的，在这种定义下应该主张民族一律平等。而古代中国则不同了，同历史上蒙元、满清等少数民族以及现代学者理解的民族观念不同，古代汉民族的民族观念一直是“华夷之辨”。古人讲：”变夷为夏”，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古人认为你只要接受了中原文化，接受了华夏文明就是中国人，而不管你种族和血统。这实质上是文明人群和野蛮人群的区分，是文化文明人群的区分。而在我们今天却通称其为（古）“汉族”，这种称呼模糊了古今定义标准的不同。 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某些人批判的“大汉族主义”实质却是在批判“大文明主义”，是在批判中华文明。文明是否有高低这点还有争论，但是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文化有野蛮和文明之分是不容怀疑的。所以某些人高举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旗帜是十分荒谬的，这是长期以来的史学界故意搞的概念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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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传教士明末到中国后，利玛窦身穿儒服传播科学和教义，受到了晚明士大夫的普遍欢迎，他们把他引为良师益友，当作同类，所以瞿太素在《职方外纪小言》更进一步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由此可知所谓“夷夏之辨”，实际上就是道德之辨，也就是文明和野蛮之辨。

资料二：

《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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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族群”观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东亚大陆一直是许多族群共同生息繁衍的土地。在这些族群中,既有中原地区发展较快的“华夏-汉人”,也有居住在周边地区相对发展较慢的“蛮夷狄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族群识别、分野方面最重要的观念是“夷夏之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体现于体质、语言等方面在形式上的差别,而主要是指在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内在“文化”差别。

　　 有的学者指出:“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换言之,“夷夏之辨”并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区别与排斥,如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种文明之间的相互排斥,而是相对发展水平较高的“文明”与相对发展水平较低的“文明”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水平较低的“夷狄”也承认这一点并积极向中原“华夏文明”学习。它们之间最重要的互动关系,不是彼此敌视和相互消灭,而是文明的传播与学习。

　　 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原地区的文明是世界最发达的文明,周边的“夷狄”或早或迟都会学习效仿中原的文明。在这种观念中,凡是接受中原“教化”的人就被认同是“文明礼仪之邦”的“天朝臣民”。“化外之民”则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金耀基教授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传统的中国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而“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有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 ,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美国学者费正清曾写道:“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 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 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 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文明是可以相互学习和传授的,所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夷夏之辨”中的“化内”和“化外”可以相互转换,“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所谓“善”就是文明,“恶”就是不够文明。这里既体现出了辩证思维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态度。站在中原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原学者所积极主张的是以“有教无类”的开明态度,“用夏变夷”。

　　 中原王朝的皇帝、学者和民众把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其他族群看作是“化内”,对他们比较平等,对那些仍处在“化外”的族群虽然采取歧视态度,但是这种歧视的基础是“文化优越感”而不是“种族优越感”。在这个优越感的背后,实质上仍然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辩证的观点,即是始终承认“化外”可以通过接受中原的“教化”而转化为“化内”。在这种“有教无类”的族群观基础上,中国文化传统认为中原王朝的使命就是通过“教化”而不是武力使“生番”成为“熟番”,成为“天朝臣民”,并最终实现理想中的“世界大同”。

　　 中华传统一方面强调“夷夏之辨”,另一方面又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 的“天下”观。由于中原地区的文明与“礼教”也是中国各族群之间长期文化交流融合所形成的结果“, 夏中有夷”“, 夷中有夏”,同时认为“夷夏”同属一个“天下”且“蛮夷”可被“教化”,所以中国文化传统认为天下所有族群从本原来说都是平等的,因此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论语?颜渊》) 。这一观念明确提出了族群平等的基本理念,淡化了各族群之间在种族、语言、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差异,强调不同的人类群体在基本的伦理和互动规则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共性并能够和睦共处,强调族群差别主要是“文化”差异,而且“优势文化”有能力统合其他文化群体。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 Gordon) 把在种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坚持种族不平等或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二类是主张族群平等的非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戈登认为在第二类中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三种子类型,即(1)同化主义; (2) 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 (3) 团体多元主义。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有教无类”) 和做法(“用夏变夷”) ,大致可以被归类为族群平等类型中的“同化主义”子类型。

　　 尽管在任何年代和任何国家,民族和族群问题都必然带有政治性,但在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中“, 族群”在观念上和实际交往中是被努力地“文化化”了。而“文化化”也正是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核心族群得以凝聚、融合周边族群的思想法宝。也正因为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将族群差异主要作为“文化差异”来看待,从而得以实施“化夷为夏”的策略,不断融合吸收边疆各族人口,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汉人为凝聚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资料三：

《华夏千年历史回顾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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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并非没有民族冲突，但民族主义却被天下主义代替。所谓的天下，是古中国远离其它文明地区、缺乏对其它文明了解而产生的一种世界观。他们认为人类都是天的子民，受上天蔽护。上天委派天子来管理人类，建立和组织有秩序的社会，建立法律制度来保证各个成员分工合作，利益冲突依靠制度和法律解决，而不是依靠弱肉强食强食的暴力解决。古人直觉地判断，人类在有秩序的制度下依靠自己的劳动生存，这才符合天道。天子就是华夏的君王。华夏的礼仪的道德规范，才能够符合人类的利益，区分人和禽兽的区别。在现代，这些概念被重新定义成为文明和野蛮。

　　 ……

　　 我们从春秋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古人虽然没有用现代的语言描述，但是却有很清楚的文明和野蛮的观念。而且很清楚文明才是对人类最有益的生活方式。所以儒家先贤孔夫子坚决主张尊王攘夷，强调华夏礼法，就是认为这样的道德规范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但是古人先贤也很清楚地指出，文明和野蛮不以血统来划分。夷蛮只要放弃弱肉强食、杀人抢劫的生活方式，遵守华夏礼法和道德规范，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就可以算做华夏。而华夏民众采用野蛮的思想意识，放弃华夏文明的准则，就是夷蛮。华夏没有自己的文明秩序，还不如夷蛮有文明秩序的社会。这就是所谓“华夏之无君、不如狄夷之有君”。所以，华夏文明的显著特点就是对天下各个民族一视同仁，不以血统和群体来划分人类高低，而是以文明标准来划分。颇有些民族虚无主义的特色。

　　 ……

　　 古人把华夏礼仪是天道，发明了天下主义，不仅不是愚蠢的表现，而是是高度智慧表现。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也是养育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的高度智慧。

　　 古人的天下观念没有任何血统和种族歧视，是一个超前的思想意识，是在世界各国发展历史中，非常罕见的。当然，这也并非说明华夏古人天生比世界其它民族更善良，毕竟当时中国周边个部落民族大多是汉藏语系，不仅人种相同，而且语言相似，文字更是沟通容易。一旦能够充分交流沟通，民族壁垒就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了。我们要知道，这种华夏文明是天下中心、周边都是狄夷的思想，是中国古人在不知道世界其它文明发展情况下，从野蛮和文明的对比发展而来的。这个思想影响了中国两、三千年，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改变。在这期间，不但没有出现过周边民族文明程度高于华夏的情况，而且华夏在汉到晚清以前都是世界首富，而且不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掠夺和破坏。所以华夏民族对周边民族没有血统上的歧视，只有希望他们放弃野蛮吸收文明的责任感。天下主义、华夷之辨的指导思想对中国坚持文明的发展方向、避免野蛮的堕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其天下观念一直没有受到挑战和修正，也并非古人愚昧无知。

　　 如果说民族主义就是在民族利益冲突中站在自己民族一方的话，那么华夏民族和其它民族一样，并非天生没有民族主义趋势。但这种民族主义是被天下主义指导的。这种指导的显著特点就是只有在外来民族做出烧杀掠抢、违背华夏道德规范的时候，才会团结起来抗争。在理论上并没有欺压其它民族利益和生存权力的倾向。华夏民族并非完全没有欺压其它民族的情况，但是在世界上所有曾经强大的民族中(要知道中国强大时期在古代世界各国中是最长的)，华夏民族欺压其它民族的频率和规模都是最少。在天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华夏民族知道自己的生存来自于辛勤劳动和发明创造。掠夺他人的财富对天下人民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即使有华夏个别政权有欺压、掠夺其它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从来不是主流，也从来没有得到崇拜和赞扬。即使是在本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过分反击的行为，比如冉闵抵抗侵入华夏掠夺欺压的白种人民族羯族时，杀害了对方无辜的家属，也被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历史学家批评。而白种人君王石勒接受华夏文明的管理方式做出积极贡献，也被华夏历史学家赞扬。这种没有民族主义、不以血统群体作界线、只以道德作界线的现象，在古代世界是罕见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以血统为界线，只以保护华夏人民幸福生活作为追求目标的特点，甚至可以在岳飞的诗词上表现出来：“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路！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我们可以看到岳飞抗金石不是为了杀人和掠夺。而是为了避免受女真的烧杀掠抢破坏了中原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可以说，这种没有民族主义只有文明的责任感的天下主义，在中华文明领先的时候，是非常宝贵的。它不仅仅让华夏民族坚持文明的发展方向，也让周边尽快地吸收华夏文明，并为之做出贡献。古代华夏文明长期领先世界个文明，和这种优秀的人文理论是分不开的。中国因此成为世界首富，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周边地区贫富差距巨大。而不幸的是，中国北方草原是世界产马最多的地区，造成了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军事力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贫富差距他们不引入文明，直接抢劫华夏文明的诱惑力最大，所以不断摧残破坏华夏文明，终於使得华夏文明落后于其它文明。这既不是古人的愚蠢，也不是华夏文明的过错，地理环境使然。古代创造原发文明的民族都早已被野蛮民族毁灭消失，而只有华夏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创造原发文明，而依然屹立于世界，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迹。

　　 ……

　　 中国也需要新形式的华夷之辨。这指的不是把中国各族人民分成高等和低等，而是按照恢复被满清政权歪曲的华夷之辨的内容，把文明发展看成贡献，把野蛮破坏看成可鄙。不把历史上屠杀掠夺的强盗看成英雄。中国要彻底肃清游牧民族弱肉强食、不珍惜人类生命价值和尊严的野蛮思想给社会带来的危害。重新恢复华夏珍惜人命、尊重人类尊严的传统。把那些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混淆中国人民是非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学者从能够影响中国人民思想的教育界、历史界、文化界赶走。

资料四：

《满清取代明朝是野蛮代替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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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王夫之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是值得格外注意的，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他说“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义词。

　　王夫之这里，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正是看到了当时中国被野蛮的满清所统治，因此作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预言，应该说他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明朝时期中国被西方传教士看成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人民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之后，到满清末期，几乎所有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都成为了一个野蛮的国家，人民都是野蛮的半开化的人。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王夫之悲痛的预言。

　　为了更清楚的理解王夫之的观点，我们不妨再看看他的文明进化论的观点（事实上已经接近生物进化论的门槛了）。王夫之说

　　“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当然明朝正德年间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就已经提出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概念，可以说是进化论思想的先驱）。

　　很显然，王夫之这里的所说的夷狄不是一个国家概念，不是一个民族概念，更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完全是一个判别文明程度的概念，夷狄就代表着野蛮。

　　华夷之辨中的“夷”既然代表的是野蛮，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华”当然同样不是一个民族概念或地域概念，而是代表文明。

　　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中国传统观念里华夷之辨的要害就在于保卫文明，抵抗野蛮的侵略，防止一切野蛮对文明的侵略导致的社会倒退文明破坏的悲剧的发生。即便从现代来看，华夷之辨的思想都是极其先进，不容质疑的。

　　正是从文明进化，防止野蛮民族对文明的破坏，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停滞的宏观大视角出发，王夫之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提出一个论断“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这话，百年之下，读来，犹如雷震耳，虎虎有生气。翻译成白话，就是说，一个文明国家的政权，可以让出来，可以继承下去，也可以革命造反加以变动，但决不能让野蛮加以统治掺杂。那样就会导致文明停滞倒退甚至毁灭的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根据王夫之评传一书的作者所说，事实上“在王夫之看来，纯粹的‘夷狄’文化尚有其长处，而如果华夏的文化退化为‘夷’，为‘野’，那所产生出来的乃是一种更加不祥的新劣种”，中国在明灭亡之后，悲剧性的历史发展进程，也证实了王夫之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王夫之的思想实在是具有相当的洞察力。

　　但王夫之也并没有因此陷入绝对的悲观绝望，一方面“他深信‘日照月临之下’，必有文明的存在”，“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

　　也就是说王夫之深信，就算中国的文明毁灭了消亡了熄灭了，用他的话说“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但在这日照月临之下的世界上，肯定还会有别的文明的存在，“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只要文明的火种还能在‘日照月临之下’的世界上传承下去，那也就没有什么好怨怪的。

　　另一方面，王夫之也深信，中国的文明虽然目前处于满清的残暴压制之下，趋于毁灭，但将来一定还会有崛起的那一天，他充满激情的预言“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

　　也就是只要能族类强植，仁勇竞命，就算经历一百个世代，中国的文明也终有消除弱丧之祸，重新崛起的时候！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满清统治以前中国“华夷之辨”的观念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只有到了满清统治下，这个概念才被阉割歪曲成一个愚昧狭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观念，才炮制出什么“学夷长技以制夷”这种不伦不类的畸形口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资料五：

　　 古人讲：“变夷为夏”，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瞿太素在《职方外纪小言》提出：“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凡是接受中原‘教化’的人就被认同是‘文明礼仪之邦’的‘天朝臣民’”。‘化外之民’则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

　　 “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

　　 “有教无类”，“用夏变夷”。

　　 中原王朝的皇帝、学者和民众把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其他族群看作是“化内”,对他们比较平等,对那些仍处在“化外”的族群虽然采取歧视态度,但是这种歧视的基础是“文化优越感”而不是“种族优越感”。在这个优越感的背后,实质上仍然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辩证的观点,即是始终承认“化外”可以通过接受中原的“教化”而转化为“化内”。在这种“有教无类”的族群观基础上,中国文化传统认为中原王朝的使命就是通过“教化”而不是武力使“生番”成为“熟番”,成为“天朝臣民”,并最终实现理想中的“世界大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

　　 “夏中有夷”，“ 夷中有夏”。

　　 “华夏之无君、不如狄夷之有君。”